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，亦称“桐城古文派”，世通称“桐城派”。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、文论的博大精深、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。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被尊为桐城派“四祖”，师事、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，遍及全国19个省(市)计1211人，传世作品2000余种，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，其影响十分巨大，延及近代，为研究清代文学起到重要作用。

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；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；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被尊为“桐城三祖”。

戴名世，今桐城市人，字田有，因晚年在桐城南山买了田宅，以备退隐，人称南山先生。戴名世6岁时随父读私塾，父客死塾馆后，戴名世接馆继续教书育人，以文为生。初为诸生时，以文章锦绣而负盛名。57岁时才考中进士，官至清廷翰林院编修。康熙五十二年，因文字狱被杀。戴名世的文学理念源于儒家的道统和君亲师的正统观，主要成就在于文学的独创，所作的文章皆以道、法、辞三者为要素，以致名满天下，他因此成为清代文坛上倍受人们重视的桐城派代表人物。

方苞，字凤九，晚年自号望溪。方苞世居南京，大比之年以桐城籍生员参加考试。康熙五十年冬，方苞因给戴名世《南山集》作序而株连下狱，康熙五十二年，被释放。方苞最初提出的“义法”文论，即要求作文要言之有物、有序，也是对“空疏”文风的一种矫正和批判。“义法”之说已成为桐城文派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。他所著的《左忠毅公逸事》和《狱中杂记》中的人与物，情与景记述精妙，生动感人，催人泪下。他以实践开创了一代文风，其许多文章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佳作。正如姚鼐所说：“望溪先生之古文，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”。清代性灵派作家袁枚曾把方苞与王安石相提并论，称方苞是“一代文宗”。

刘大櫆，字才甫，汤沟陈家洲人，他继方苞之后成为桐城派中坚作家。其文开宗明意，有唐宋八大家的遗风。刘氏强调，文章要有“精气神”，遣词造句应以平仄声搭配，这样读之会铿锵有力，神气彰显。其文章起笔峭立，大有韩愈之遗风。

姚鼐，字姬传，因书斋名惜抱轩（在今桐城中学内），所以有学者称其惜抱先生。姚鼐先后主讲于扬州梅花书院、安庆敬敷书院、歙县紫阳书院、南京钟山书院，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。他的治学思想以义理、考证、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为要旨，在继承和发展方苞、刘大櫆文论的同时，他首次提出了“阳刚阴柔”的文学审美观。他所编的《古文辞类纂》影响深远。此时的桐城文派在中国文坛处于鼎盛和辉煌时期。之后，方东树、戴均衡、刘开、姚莹，还有管同、梅曾亮等人，继承桐城派家法，独领风骚。世人将方东树、戴均衡、刘开、姚莹尊称为桐城的小方戴刘姚。晚清以后，曾国藩四大弟子举起桐城派的大旗，他们是张裕钊、吴汝纶、黎庶昌、薛福成。五四运动后桐城派渐渐淡出中国文坛，但坚守桐城派家法者大有其人，如王国维、辜鸿铭、严复等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民国年间，方东树的后人中涌现出新月派女诗人、女作家方令儒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毛泽东在上海亲切接见了方令儒等知识界代表。

曾国藩，湖南湘乡人。道光进士，历任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等职。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、姚鼐，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。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，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；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，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，高洪雄健，呈现出阳刚之美。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——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。正式提出“桐城派”的，其实是曾国藩，自此，以桐城地域命名的“桐城派”应运而生。所以，曾国藩实有“中兴”桐城派之功。